第七十五章 共商大事(1/1)

让楚王现在就表态不干涉宋国,不太现实,局面还未稳定,各国还在观望魏韩的态度,楚王在内部也必然面临着贵族的巨大压力。

但那些派出去测绘的人,当初说好了可是为了继承大禹遗志,一切与战事无关,这是各国都承认了的。

这件事楚王还是可以下令禁止伤害的,只是现在迟迟不下令,怕也是有用墨家安抚贵族的意思:战或不战,未可知,请贵族们稍安勿躁。

自苦以极派的意思也是简单明了,以暴制暴,以恐怖对抗恐怖,以杀戮对抗杀戮。

以暴制暴有时候是最好的办法,就像是抢劫杀人一样,讲道理固然有用,但抓到后判处极刑更为有效,用死亡的威慑来让对方投鼠忌器。

重要的是墨家确实有依靠刺客杀贵族的能力,适考虑一下道:“这也的确是个办法。”

“一方面和楚王交涉,另一方面以恐怖为威胁,他敢杀我们的人,我们就杀他们,贵族们未必齐心。”

“只要不齐心,那么这件事就大有可为。”

众人点头称是,也确实如此,只要贵族们不齐心那便有操作的空间。

楚王若下令不得伤害,如果所有的贵族齐心动手,倒逼楚墨开战,那怎么讲都没有用。

但只要有人因为这种死亡威胁而退缩,这件事的意义就不同,少数几个贵族选择动手,楚王便可以用违抗王命的理由动手收拾贵族,正好集权。

这件事要做就要赶快,皇父钺翎既然身上沾着血,那这也是个杀鸡儆猴的鸡。

当年田午是屠了武城以求拖住泗上追击的脚步,枪决田午的警示是为了天下诸侯以及大夫们考虑一下后果,不要轻易再做屠城的事。

今日枪决皇父钺翎,除了要让高高在上的贵族被底层践踏在脚下的矫枉过正外,更多的也是一种威慑。

贵族们不齐心,也未必就一定敢于殉道,只要还没有彻底翻脸,他们也不敢动手杀墨家的人。

泗上内部的事情讨论完毕后,便又提及了这一次宋国的善后事,也就是百家学派进驻宋国,分政分权自治的事。

…………

自从四五年前那场大辩论之后,农家的人便在泗上常驻,一部分农家子弟加入了墨家,另一部分则继承和发展了农家的道义。

这一次宋国的混乱中,农家的人也算是弄潮之人。

发展后的农家道义和墨家的道义逐渐开始出现了分歧,而且这种分歧是从一开始就有、且无法弥合的。

以泗上的村社为例,合作社制度的普及,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

但是墨家认为,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,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,所以可以如此。

天下别处的农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,他们对于大义天志的了解,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直接越过这道坎。

换而言之,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、民众失地逃亡做工、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,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,并且是支持的。

但是在泗上,为了保证兵员,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: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,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。

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,是贤者与民并耕、市贾无二价,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,进行无利润的交换,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,这样谁也不吃亏,做到真正的公平。

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。

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,代表的是手工业者、城市小市民、工商业者的利益,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,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、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,渡过艰难的“棉吃人”、“蚕吃人”的阶段。

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,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,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,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,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、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、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。

他们反对商人,嫉恨商人,也不是没有道理的: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,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,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,再加上这种支出,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。

宋国靠泗上太近了,新时代的苦难在宋国上演的也越早,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,用于经营,提供泗上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;泗上对于这件事也是一种默许甚至于支持的态度,因为泗上缺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,宋国兼并土地,泗上发展工商的同时稳定泗上的兵员基石,一举两得。

这就是农家和墨家的分歧,也是经过发展之后农家所代表的利益:因为种种原因无地失地的农民。

适觉得等量劳动交换以至于市贾不二价的想法,是标准的空想,但他们自称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没有错,但是这么搞不行,也不符合此时市场无限、土地无限的情况。

那场大辩论之后,农家看到了一条新路,也就是泗上那边的村社合作制的路,他们便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泗上之外,希望通过宣讲从而越过泗上认为必须要走的过程。

因为之前是有公田制度的。

诗曰:噫嘻成王,既昭假尔。率时农夫,播厥百谷。骏发尔私,终三十里。亦服尔耕,十千维耦。

这种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,在村社中仍旧有很强的残余,既然这样,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这种模式?

譬如在村社中宣传鼓动,直接发动暴动、利用宋国大量失地农民集结于城邑的现实,直接暴动夺权,通过刺杀贵族、武装农夫的方式,一步到位。

对此,农家和泗上是有过沟通的,但泗上的态度很明确,提出了严厉的批评,一度闹的农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。

适也苦心孤诣地和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谈过,说泗上的情况是不可复制的。

其一,墨家在起事之初,就有四五百集结了天下精华的底子。

其二,当年魏楚争霸、齐越相争,为墨家在泗上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。

其三,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农,分给他们土地之后,再逐步利用利诱使他们选择了合作制度。

其四,依靠少数人阴谋刺杀之类的办法,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

泗上的意见是既然现在泗上已经开始了建设,不如农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,依靠泗上的军力物力,逐步发展。

但农家的人并不同意,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来临,在宋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,对天下农夫怀有极大的幻想,认为他们振臂高呼必然云集响应。

泗上则认为农夫被困于土地上,数百年的制度之下,他们的见识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应,这纯粹是空想。只能通过泗上模式,利用政权建设和军事武装,一点点转化发展。

而且对于农家在夺权之后的计划,墨家也全然不同意:重农抑商,标准物价,甚至于反对靠近泗上的大量经营性的大片土地。

双方的分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,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但却无法解决的分歧。

即,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说,就宋国泗上附近这种模式的一重,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?

包括土地兼并经营、工商业雇工发展谋利种种,是不是一定要经历?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,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残余,直接跳到土地归民众集体所有的这一步?

旧时代有苦难,新时代也一样。

就像是那些因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上的农夫一样,问问他们,喜欢在城邑做佣工吗?他们当然不愿意,他们更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土地。

甚至于不少人感慨:还不如回到礼法时代呢,最起码那时候自己还能安稳地做个农奴,耕种公田之余还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,土地不准售卖。

到现在,田亩变革,宋国的土地可以买卖了,富者阡陌相连、贫者无立锥之地,没得办法,只好逃亡泗上来做工开垦。

农家看到了这种苦难,也从之前的苦难中吸取了教训,震聋发挥地喊出了十足空想的“市贾不二价、劳动量为等价物交换、土地归天下人所有耕者有其田”的口号,然而注定了他们的口号是要失败的。

而且稍有不慎,反倒会被君王利用,成为重农抑商的思想来源。

之前农家在宋国发展迅猛,甚至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。

即取缔当年为了宋国将来内乱的君子院和庶民院之别,所有人都可以推选贤人按照人口比例进入询政院;土地归属于全体宋国民众所有;限定最高物价;甚至极为激进地喊出了一个“在真正平等之下国人共政的土地公有的宋国”的口号。

论起来如今墨家的思想和农家的思想,看似很像,实际上早已经分道扬镳,墨家现在是宁可走最残酷的现实,也不走看似美好没有物质基础的空想,并且一直在论证这一重乐土发展的必然性。

只听口号,似乎和墨家很像,但考究细节,又全然不同。

原本农家的计划,是利用戴氏和皇父氏的矛盾,趁着询政院重选的机会,一举夺权,实行变革。

然而事起突然,农家的计划旁落,墨家既然选择了动手和出兵,农家也立刻响应。

因为墨家不准备直接管辖宋国,加上宋国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支持农家的人口为基础,所以这一次农家在宋国的势力更加牢固。

墨家的想法,则是既然农家在宋国的势力已成,那么宋国的局面就要分开来看。

靠近泗上的地区,萌芽已经出现,而且迅猛发展,旧制度所剩无几,而且为泗上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、廉价劳力和原材料,宋国东部是不能动的。

远离泗上的地区,萌芽还未萌生,贵族以及依附于贵族的商人压迫民众太苦,那里的旧时代残余也最深,正适合农家这样暴烈的手段彻底扫清。

而且想的就是让宋国成为一个个自治的联合体,农家既然不认可泗上的路线,那就不如做盟友去宋国发展,借他们的力量扫清宋国西部的旧时代残余,又保留东部的新时代萌芽。

因而当砀山城破之后不久,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就再度被邀请,连同其余学派的一些人一起参加一次晚宴,商讨一下宋国的未来。